对话夏伟（二）| 中国不可企及，这令人更加向往
我记得在台湾，当时外国学生不多，但其中有一个加拿大人，他居然去过北京三天，我觉得他像去过麦加朝圣一样。
此前，我们已经发布了夏伟（Orville Schell）访谈关于八十年代的第一部分。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一篇，主要讲述夏伟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经历。
在这里再次介绍一下夏伟，他是现任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同许多我们这个系列的受访者一样，夏伟见证了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剧变。他的经历颇为有趣。在本科期间，他师从美国汉学研究的奠基人费正清先生，学习中国历史，并在间隔年前往台湾游学，在总统府和蒋介石一起喝茶。他在 1970 年代随代表团访问中国，并作为《纽约客》、《纽约时报》和《纽约书评》的撰稿人，亲眼观察了 80 年代的中国，并与中国民间社会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身处于八十年代让夏伟意识到，在中国政治的铁板一块之下社会暗流涌动，充满矛盾和潜力。他日后参与制作了权威的天安门纪录片《天安门》，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离开新闻界后，夏伟曾经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
这篇文章讲述了夏伟作为一位“中国通”的早期成长经历，包括他祖父在晚清时期去湖南长沙协助开办现代医学院、他与费正清学习的往事、在台湾和蒋介石喝茶、在中国访问时被关在窑洞里，以及被印尼共产党驱逐出境等诸多故事。从历史的维度上讲，那其实并不是个太遥远的年代，许多当世者都经历了60、70年代。我从夏伟的故事中，听到许多与现世的回音和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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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纲
长沙、塔希提和台湾
你和中国打交道一辈子，有没有一个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时刻？
那应该是我和白芳结婚的那一刻。我一直都是一个从学术和新闻角度出发的老外，试图从外部理解中国。但是白芳是中国人，有她在，我和中国的整个化学反应都变了，我们是个中国大家庭，有很多中国朋友。这是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合二为一的瞬间。
我很想了解的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关心中国？如果我们尝试在家庭和成长经历中寻找答案，能跟我们讲讲你的家庭吗？
我的祖母是加拿大人，祖父是医生。尽管我不认为这对我有特别深远的影响，但我的祖父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他在1906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加入了“耶鲁在中国”（Yale in China）计划，与我的祖母一起去了中国长沙，帮助耶鲁建立了中国第一所西方支持的医学院。后来我祖母在长沙怀孕了。她有严重的孕吐，所以他们就回美国了。这是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原来你父亲的生命始于湖南，也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他们后来回美国，我父亲是最终是在美国出生的。不过在我家里还有一些中国的老东西：碟子、一个可以变成油灯的明代花瓶，等等。
我到哈佛读书的时候其实有点不知所措。当时我姐姐也在哈佛，我想和她一起上课。唯一符合我们俩时间表的课程是由费正清（John Fairbank）、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和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教授的“社会科学101”。这门课每天都在哈佛燕京学社上课，参考资料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因此学习的时候，我周围都是中文、日文和韩文书籍。我常在书架之间学习，想着这些书都在说什么。第二年我选修了中国哲学课程。这时候我决定做一件厉害的事情：学习中文。于是我和几个朋友花100美元买了一辆没有地板的别克车，开去加州，去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但效果不好，没什么收获。
我觉得这样不行。所以我又做了个决定：辍学去台湾，到那里学中文。我打听到了一艘挪威货运公司从旧金山到塔希提的船，一听到船靠岸就跑到船上，找到船长，问他，你能带我吗？我说我曾经在挪威交换，他听过我住的那个镇子，答应让我上船。于是我开始在船上工作，每月赚50美元。
这是一艘老货船，上面有十来个乘客。有一个人常常来到厨房和我聊天。有一天他说，既然你要去这些有趣的地方，该写点东西。我说，怎么写呢？他说“写就好了，然后给杂志或报纸寄你的文章，看他们会不会发表。”
当船抵达塔希提，我就下船去找一位在二战后住在这里的叔叔。我去了一个美丽的小村庄，对面是塔希提主岛。我写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当地的一个小剧院，两根柱子撑着一个茅草屋顶，剧院的四面有三面都是开放的。那是一个迷人、可爱的地方，他们会放一些无声的法国电影。那是我写作的开始。
你当时是个好作家吗？
我是个糟糕的作家。我在大学时都还不知道该如何写作，直到我开始为编辑工作，我才开始真正的写作，而不仅仅是为一些七七八八的教授写作文。我的经历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那就是写作和其他手艺一样。有些人生来天赋异禀，但这种人很少。你必须学会如何思考、写作、编辑，并坚持下去。同时，为读者写作于学术不同；学术写作基本上是没有读者的，甚至你的教授也不想读。我喜欢为《纽约书评》和《纽约客》写作，因为我可以写想写的东西。他们有很棒的编辑，而且不会预先规定框架，可以自由地写。
确实很多时候，作家只是在填补主编的提纲。
有些编辑有特定的需求。如果你为《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时报》撰稿，尤其是写专栏文章，就必须符合他们前后的内容。你需要一个钩子和所有其他惯例，我很了解他们的套路。在这种限制下确实有一些精彩的写作，但更大的乐趣是能够自由发挥，而且有自己的逻辑。
你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纽约律师，显然他对你的影响是很难忽视的。而你的母亲虽然从未有正式工作，但她也相当活跃，担任过几所学校和慈善机构的董事。你能谈谈你母亲对你的影响吗？
我父亲是一位低调的人，完全不自我标榜或浮夸。我的母亲非常关注全球和政治问题。50年代让她关注的一件事是氢弹测试，这些测试将大量的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中。她还对纽约刚刚兴起的现代艺术圈很感兴趣。除此之外，她投身于进步教育事业（progressive education），因为她有三个孩子，我们都在上学。她去读了哥伦比亚大学并开始写作，那是她的梦想。慢慢地，她将参与政治活动和写作的理想传达给了我们。她和一位著名导演合作，制作了一部非常出色的关于越南的电影，叫做《猪年》（The Year of the Pig）。她还非常反对越南战争，甚至组织了一次抵制泛美航空公司运输军用货物的活动。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家里一直在进行这些活动，这确实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我哥哥（Jonathan Schell）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多年来为《纽约客》杂志撰稿。所以，我们整个家庭深受这些影响，整个家庭在很早的时候就对国际问题产生了兴趣。
第一次中国之行的警钟
你父母和柯乐博（Edmund Clubb）是好朋友，他是1949年前最后一任美国驻北平总领事。
我确实记得柯乐博。我的父母和辛顿家族（Hinton family）也是好朋友。祖母卡莫丽塔·辛顿（Carmelita Hinton）创办了帕特尼中学（Putney School），这是一所思想进步的学校，我的哥哥和妹妹都在那儿读书。她毫无疑问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她的儿子韩丁（Bill Hinton）是《翻身》的作者，也是少数在共产主义接管后能够留在中国的美国人之一。他在50年代离开中国后保持了和中国的联系，成为了斯诺（Edgar Snow）一样的中外左翼桥梁。事实上，当我第一次去中国时，就是他帮助安排的旅行。
他的妹妹寒春（Joan Hinton）与阳早（Sid Engst）在北京郊外经营一个乳品公社，他们从未回家，是彻底的强硬派、毛主义的真正信徒。还有一些像沙博理（Sidney Shapiro）这样的左翼分子留在中国。这段历史很有趣。能够留下来的代价是你必须同意官方的观点，他们当然都做到了。
寒春是核物理学家，曾参与曼哈顿计划。
我认为她出于理想主义去了中国。当我第一次去那里时，我确实见到了她和她姐姐吉恩·希顿（Jean Hinton），也是我家里的朋友。通过她，我加入了那次中国之旅。所以我们家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不仅在商业界，还有在知识界和艺术界。我们在一个非常开明的家庭中长大。我不能说我们总是对的，但我们对各种事物都感兴趣。
你当时中国之行的经历后来发表在了《纽约客》里。那次旅行中，你体验了大寨公社，访问了北京和上海。但这些行程很多都是“波将金村庄”（Potemkin Village），代表了共产党想要给美国人展示的一面。那甚至都称不上是他们最好的一面，而是从未存在过的一面。
当时我在为《纽约客》写作。当我到达那里时，在场的美国人都是左翼分子，对我的出现他们感到很不安。中国人也不满意。一些组织这次旅行的左翼分子想取悦中国人，他们开始指责我是CIA间谍。
这一切在大寨开始爆发。我被锁在我的房间里，他们不让我出去。 当时我遇到了一位很棒的医生，他显然是被插队，被下放了，负责当地的果树养育。我问他是否可以跟他一起去田里，他说可以。然后我被告知，不，你不能跟他去，你必须留在你的房间里。他们不想让我到处乱跑、和人交流，认识那些被下放到大寨的知识分子。
你是第一个被中国共产党软禁的西方记者吗？
肯定不是，但我当时确实很害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的美国同僚也不为我辩护。那时我和寒春的丈夫阳早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他每晚睡前都会读一章列宁文选。 我开始写假明信片给虚构的人，说这里很美妙、革命非常成功。我把信放进邮筒，因为我知道大寨的共产党官员会读所有东西，我想尽量安抚他们。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列宁主义国家及其控制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因为我记者的身份，我从“友好”类别跌落到“敌对阶级”类别。我曾经为福特基金会工作，在他们看来，那是等同于政府机构的组织。我害怕了。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在此之前，我以为我对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有一些了解，因为我在台湾待了两年，还谈过台湾女朋友。但在这次旅行中，我感到被完全排斥。
这是美国的有趣之处，许多机构对彼此是开放的。我猜这让人们误以为既然你是福特基金会的雇员，那就是中情局特务。
我不是特务，但有时会问一些让他们尴尬的问题。在大寨的时候，我和一些年轻人在田间劳动，结束后当我走到下一个村子，结果马上就有辆共产党的车接我回去并责怪我。那趟旅行的美国人希望每个人都闭嘴、友好，不要激怒共产党。我并不是‘不友好’，但我会问问题、试图见人、去各种地方，不想只是坐在那里学习。
但是你的美国同伴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学习。
非常认真。他们想通过认真的态度来展示真诚友谊。我更感兴趣亲眼看到真相。那时候，我们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走，听一些所谓“简单的介绍”。他们不停地说有多少斤高粱、多少亩地。
后来我们知道这些数字都是捏造和夸大的。中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饥荒，却仍然报告创纪录的粮食产量。
其实当时我们就知道了，这些数字都毫无意义。那次旅行对我来说是一次警钟。我离开时很疑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无法与中国人建立任何联系？当时我很困惑。我不太明白，但我知道有些不对劲。人们通常不会那样行事。那是第一次在水中看到刀光的感觉。
人在台湾，梦在北京
我记得在台湾，当时外国学生不多，但其中有一个加拿大人，他居然去过北京三天，我觉得他像去过麦加朝圣一样。
在哈佛，你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你觉得这是偶然还是命中注定？
我认为这非常偶然。有时候，最微小的事情会让你走上不同的道路。回想起来，进入那门社会科学101的那一刻，我就被深深吸引了。我至今还保留着他们给我的朝代顺序表。那些王朝让人眼花缭乱，尤其是辽和金之类的小朝代。
我无法亲身前往中国，但这让我对中国更加痴迷。我后来写了一本关于西藏的书。我去过几次西藏，西方人对西藏如此着迷的原因正是它的不可达性。1904年，荣赫鹏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带着一支军事探险队从印度出发，艰难地进入了拉萨。探险家们都受到那种愿望的驱使，去探索难以企及的地方。
我对中国也有那样深深的感受。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报道印度支那战争（Indochina War）的时候，我常常去找到各地的中国大使馆，敲门进去，梦想着有一天能进入中国。我记得在台湾，当时外国学生不多，但其中有一个加拿大人，他居然去过北京三天，我觉得他像去过麦加朝圣一样。我写过关于在台湾基隆海滩的经历，晚上和台大的室友一起睡觉，听着从台湾海峡对岸传来的广播电台，梦想着有一天能到那里。
北京是你的麦加吗？
我想是的，因为它是一个如此有历史底蕴的地方。我家里有一些关于老北京的书籍，有一本是亚当·霍赫希尔德（Adam Hochschild）送给我的，他父亲在1922年去了北京。当然，我那时不知道北京具体是什么样子，但正是因为无法到达，我才更想前往。
你在斯坦福度过了一个夏天，然后搭乘一艘挪威货轮去塔希提，在迷人的太平洋之旅中，写了一篇关于塔希提电影院的文章。然后去了台湾，与蒋介石喝茶，在台湾海峡对岸的海岸上听广播。
我记得飞往金门的时候。当时我联系上了《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编辑，他建议我写一些小专栏。我非常感激，因为有人想读我的文章。那之后，我就可以跟别人说“我在为《波士顿环球报》写专栏”，然后人们就会和我交谈、接受采访。我成了一名记者，突然可以四处走动并被认真对待。我到了印度支那和越南，那里有一个庞大的军事网络，遍布老挝、越南和泰国，在柬埔寨有少部分。有了证件之后你可以随处飞行、乘坐直升机、住在军事基地。我有时是与越南人一起，但主要是美国人。所以我进入了一个能够让我报道战争的系统。
那时台湾的外国人很少，有一个叫“反攻大陆救国团”的组织。其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安排我去总统府。我经常去，和蒋介石喝茶。我几乎听不懂他说话，因为他有很重的口音。我还有一张和他的合影。
在台湾，你拿着写着“Orville Schell”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证，这为你打开了总统府以及美军军事基地和不同国家的大门。
是的，这是《波士顿环球报》给我的一份大礼。他们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给了我一张通向未来的车票。这让我觉得我有资格请人们与我花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带我去各种地方。 当然， 我的哈佛背景也有很大帮助，因为台湾需要美国。当时台湾仍然处于戒严状态，有点像现在的中国。 我遇到了《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始人雷震，但后来被关停了。
人们很容易忘记北京和上海曾经是世界大都市，有来自全球各地风格的建筑和外国人。
那时候，我的书架上有很多关于30、40年代传教士的书。我的教授费正清和他的妻子当时住在北京，与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很好的朋友。我和他们的儿子梁从诫非常熟悉。我记得和他一起去梁启超墓地的情景，有一种历史的完整感。
那时台湾的外国人很少，有一个叫“反攻大陆救国团”的组织。其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安排我去总统府。我经常去，和蒋介石喝茶。我几乎听不懂他说话，因为他有很重的口音。我还有一张和他的合影。
蒋介石是个怎样的人？
他非常冷漠。他更加克制。他应该很感到屈辱，困在这个小岛上，跟像我这样的人一起梦想着去北京。我在台北结交了一些三轮车师傅，他们都是从山东来的老兵，跟随蒋介石来到台湾。我喜欢他们，因为我能听懂他们说的北方话。而且他们身上有一种质朴的气质。
台湾是一个奇特的案例。它在多个方面展示了另一种中国的可能性：政治制度、文化、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世界观。你当时对台湾的感觉如何？我记得你写了一些关于对台湾当局的专制感到沮丧的文章。
台湾当时非常专制。我一直对专制有一种深深的反感，并曾给约翰·肯尼迪写信说，我们怎么可以支持台湾这个专制政权？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台湾有点“轻度专制”，它肯定不是民主的。 我一直很好奇中国是否可以有另一条的发展道路。
费正清和斯诺
你上面提到，你和导师费正清都与梁思成家的关系很好。
是啊，很让人难忘的回忆。梁思成试图拯救北京的整个故事都非常令人惊叹。你读过的作家、导师、同事——他们对一个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你会想象他们的生活。比如我会想象费正清在30年代生活在中国的胡同里、与埃德加·斯诺会面的样子。费正清是个很好的人，住在一个古老的小木屋里，他那座房子可能有300年的历史，哈佛没有其它这样的地方。
在哈佛，费正清经常举办茶会，邀请他的研究生们参加。那时虽然我只是本科生，但他也会邀请我。他关注我，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影响。作为老师，费正清很严格，会布置大量的阅读书籍。他为人正派，非常低调，很像我的父亲，并不自以为是。
听起来他在哈佛对你来说几乎是一位父亲般的人物？
他是每个人的父亲；他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之父。许多后来在研究和写作方面取得伟大成就的人都是他培养出来的。他如此谦逊，却培养出了如此卓越的一代人，这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那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时代。我一直告诉我儿子们，记住，现在你们正活在历史里。
你还在哈佛见过埃德加·斯诺？他本人是怎样的？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美国人之一了，因为他写了关于毛泽东的书。
那本书是一部非常好的传记。没有其他人像他那样深入探讨毛泽东与父亲以及他父亲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与毛泽东的反叛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在所有关于毛的书籍中，这是最具洞察力的一本。
在我去伯克利之后，我创办了一个叫“太平洋新闻服务”（Pacific News Service）的机构。我邀请斯诺加入团队、为我们写作。我们的目标是吸引更多的欧洲人，而他当时住在瑞士。在哈佛的时候，我有一种深厚的同僚感，费正清是核心，并精心主持着这个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有些人从事政治、经济、哲学、艺术，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吗？你现在是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美中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邀请各行各业的人来探讨中国。你是否在有意或无意地把费正清作为你的工作榜样？
是的。当时我没有意识到，现在意识到了。在某种程度上，我在伯克利也再次体验到了这种感觉，那里有一群人杰出的高级教授，比如列文森（Joseph Levinson）、魏克曼（Frederick Wakeman）等人。 现在的大学没有那种感觉。我一直想以某种方式重现那个世界。在我担任院长时，我通过邀请和聘请有趣的人来讲课，或多或少实现了这一点。这源于我们对大学的构想，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这可能也是专业化诅咒。现在对中国的兴趣如此多元，人们专门研究安全、气候变化或早期党史。但当人们更多专注在细分领域时，很难有那种具有广泛号召力的人出现。
从二战中走出来的那一代人有真实的世界经验。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外交官或是军人，因此以非常有机的方式接触过中国或日本。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本人就是日本混血，这些人是真正经历过现实世界的人。我当年在哈佛可以接触到许多在战争前就与中国有外交经历的人。 但如今学术圈追求终身教职，需要依靠研究福柯或德里达那些虚无缥缈的理论问题。你失去了许多通过现实经验、不靠学术体制来回答问题的人。在我看来，这是美国教育的一个重大悲剧。并不是说现在没有好文章或者有趣的教授，但如果你现在环顾四周，已经没有那种像太阳一样让行星环绕的人物。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老旧的模式，但我还是有点怀念它。
“干掉美国！”
离开台湾之后，你直接去了印尼吗？
我从哈佛一毕业就去了印尼。我本科时有个中法混血的室友，他住在印尼。我和他一起去印尼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我非常喜欢印尼，所以想回去。毕业后我申请了福特基金会的一笔资助，结果后来发现是一份工作。这份工作要求我我花一个夏天撰写福特基金会在印尼的项目历史。我去雅加达工作，在那里的第一年只是学习印尼语，没做别的事。
当我开始在福特基金会工作，正好是印尼总统苏加诺愈发亲共的时候，印尼共产党正在通过组织反美运动来支持他。这导致了所谓的“危险年代”（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军方接管政治，10万华人被杀。
我当时很天真单纯。城里几乎每天都有反美示威游行，尤其是美国大使馆外面。我喜欢出去走动、和人们交谈。后来我遇到了印尼两个共产党之一的领导人，他会来我家，我们用印尼语进行长时间的激烈讨论。有些日子他会来福特基金会找我，拍着桌子大喊“打倒马来西亚”、“打倒美国”之类的话，我的老板会非常紧张。
我问他，你能不能带我去乡村看看共产党是怎么组织的？他说他试试看。一天，他进来说，我已经安排好了，带你去乡村看看，但你必须先到党总部去见我们的领导，他们已经批准了这件事。就这样，我的司机开车带我去了雅加达的一座旧荷兰殖民建筑。我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是一张长桌，一端挂着列宁的画像，另一端是马克思的画像。桌子周围坐着20个人，脸色阴沉，看起来不太友好，并率先发问：“你是谁的间谍？为谁工作？”我想，完蛋，我有麻烦了。我说我不为任何人工作，我在福特基金会工作，只是我个人很好奇共产党如何组织农民的。看情况不对，我马上说“很抱歉打扰了”，然后我就跑了出去。回到车上，共产党并没有阻拦我，但我知道麻烦来了。我整夜未眠，等待报纸出版。当报纸出来时，我记得《东方之星》（Bintang Timur）刊登了一条大标题，上面写着：“赶走福特基金会代表”。我惹了个大麻烦。
第二天早上的办公室里乱做一团。这本是我老板的地盘儿，但他也没办法了，所有人都在被驱逐出境，甚至包括联合国办公室，街上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坐在福特基金会办公室前面，观察和报告是否有示威者冲进来。一天，示威者和卡车一起开进来了，我马上跑进去报告老板。他说，回去坐在街上。突然，办公室的灯都灭了，示威者爬上屋顶切断了福特基金会的电缆。
那篇文章出来后，我的老板说，“我要你今晚就坐飞机离开。”那时我有一栋房子、五个仆人，有整个世界。但我必须离开。就这样我到了伯克利。
许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有一定的左翼政治立场，同情东方和共产主义。部分原因是东方的神秘感，也源于他们对美国政府的失望。
我们要记得，当时正值越南战争，大量知识分子对美国政府感到疏离，整整一代人都很失望，也包括我。我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美军如何进行地毯式轰炸，使用2,4,5-T毁坏数百万英亩的丛林，但毫无进展。
按理说，你们是美国国内对的反战人士，而印尼共产党却选择驱逐像你这样的美国亲左力量。
对他们来说，我还不够“左”。我是“左派批判者”，不陪他们玩“友好”的游戏，不会只说好话。我记得我去上海第一监狱的时候，看着那些人在工厂里工作，我心里就在嘀咕：这些人中有多少是反革命？我说的话在那个礼貌和顺从的环境里，显得有点粗鲁。不过那时我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不是傻子，已经见过一些事情，而许多左翼学者缺乏现实世界的经验。
确实，如果只是从学术书本里学习现实，跟一个曾经工作、生活、听故事和日常餐间交流的经验相比，是很不足的。
这可能是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和“上山下乡”运动唯一的好处。他让知识分子去乡村，很多后来很多人把它视为一次唤醒的经历。当然，“上山下乡”是异常残酷的、不必要的、专制的，但它确实以一种更有机的方式将人们与他们的社会联系起来。我当然不认为文革是合理的。毛泽东一直讨厌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只懂书本，因此他劝人别读太多书，尽管自己读了很多书。当他在北大图书馆时，他就很反感这些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们瞧不起他，他没有地位，但自视甚高。我想他感到羞辱；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人确实可以很傲慢。我认为这触及了理解中国其领导人、毛泽东、习近平等的一个根本问题。
当你回到美国后，你觉得在这段经历之后你有什么改变？
当我从印尼回来并来到伯克利时，我仍然觉得无论中国是什么，我们都应该与之打交道，尝试互动。我在伯克利加入过一个小组，经常坐在斯普劳特广场，分发写有“承认中国”字样的徽章。我当时并不特别喜欢台湾，因为它还没有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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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也超级好！